冷眼与热心：街头艺人遭遇尴尬

　　黄佳骏离开家乡广东1年多了，“生活在异乡的压力”是他成为街头歌手的主要原因。每天早上8时多，他背起吉他，拖着便携式音箱，出发前往离住处最近的地铁站，“开始流浪的生活”。
　　在地铁表演开始之前，黄佳骏有一段开场白，希望乘客能理解他以歌唱谋生的努力，宽容歌声带来的打扰。之后，他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，唱起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。一曲唱毕，他再次对打扰表示歉意，然后抱着吉他在地铁车厢中穿行，希望得到人们经济上的帮助。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许多年轻人对流浪歌手报以理解的微笑，并愿意解囊相助。上海市民陈小姐表示，流浪歌手歌唱“有很浓的生活气息，蛮好听的”。不少年轻人认为，流浪歌手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谋生。
　　也有不少地铁乘客对流浪歌手带来的“噪音”表示不满，甚至捂上耳朵。他们抱怨说，“上、下班途中都不得清闲”；“地铁本来就比较拥挤，歌手拖着大音箱来回走，烦人而且不安全”。
　　黄佳骏表示，频繁遭遇冷眼，让他“后来唱歌时的声音有些发抖”。
　　对于另一些街头艺人来说，热心人的怜悯也会带来尴尬。网友“张一疯”接受过多年专业声乐训练，他希望像国外的流浪艺人一样，在街头唱歌为生，既为自己挣得一份收入，同时为城市增添艺术气息。
　　在“天涯论坛”上，“张一疯”发帖讲述了自己首次在地铁站唱歌卖艺的经过：一曲终了，两位50多岁的阿姨走到跟前，其中一人掏出20元放在他的包上，让他去买点吃的。“张一疯”说，那位阿姨“怜悯和施舍的目光”始终浮现在他眼前，深深刺激着他。他调侃，下次要做个牌子，写上“拒绝施舍”。

规范管理是限制也是保护

　　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胡守钧教授看来，被施舍不是低下的表现，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都是公民，没有谁低人一等。“街头卖艺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；街头艺人，也有尊严。”
　　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，时常可以见到成群的街头画家就地涂鸦，围观者众多。纽约曼哈顿地区的街舞，巴黎街头的地下乐团，都是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。在上海，街头艺人能否成为“城市景观”？
　　针对这一问题，12位上海市人大代表呼吁制订街头艺人管理条例，建议对街头艺人的内涵进行界定，进行身份登记，对演出内容、类别、活动时间地点等进行申报、审批，并颁发许可证。
　　12位人大代表之一、剧作家罗怀臻认为，目前街头艺人可分为乞讨型和艺术型两类。艺术型街头艺人大多有良好的表演形象和独特的表演技能，街头表演不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，而且能发扬民间民俗文化。“应该把单纯乞讨与街头艺术区分开来，让以展示疾病、贫穷、残障的城市流浪群体进入公益救助系统，而把属于街头艺术表演和创造等审美范畴的街头艺术激发出来。”
　　专家表示，街头艺人的存在是一个事实，简单禁止街头艺人卖艺行为，既不合理，也损害艺人的自由。如果加以规范管理，让其健康发展，街头艺人可以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观。
　　“关键是要规范管理，这既是为了限制，也是为了保护。”胡守钧教授说，“街头艺人卖艺的地点、方式、收入等，都要给予一定限制，不能表演有损社会风尚的节目。如果卖艺收入达到一定程度，应该考虑税收问题。”

给街头艺人生存空间

　　“城市是艺术和文化的摇篮”，胡守钧教授表示，街头艺人也有可能成为艺术家，“譬如瞎子阿炳。当年的北京天桥，许多街头艺人拥有高超的艺术水准。”
　　笑话大王“万人迷”、口技艺人“汤瞎子”、相声大师侯宝林等街头艺人，构成了北京城的“天桥记忆”。上海的城隍庙、大世界，也曾汇集大批优秀的街头艺人。但这些景象，对如今的城市居民来说都已陌生了。
　　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讲述了一段在美国排队的经历：几个黑人小伙子旁若无人地跳着街舞，路边排队者原本无聊的等待很快就过去了。
　　罗怀臻等12位上海市人大代表认为，上海城市的公共空间目前还没真正开放，许多街头艺人的活动受限。在追求城市管理秩序井然的同时，对街头艺人应采取更加宽容、鼓励、支持的态度。
　　据了解，“让街头艺人规范发展”的建议，得到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肯定，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街头艺人的现状开展调研，力争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前制订出有关管理办法。
　　“不妨开辟一些专门的区域，供街头艺人表演，或者举办一些诸如‘街头艺人歌唱大赛’的活动，合理引导。”胡守钧教授说，“让街头艺人融入城市、和谐共生，展现城市的胸怀和活力。”